稅收增速大幅下滑 預繳稅違規亂象頻生

（原標題： 稅收增速大幅下滑 預繳稅違規亂象頻生）

　　【導讀】某市的預征稅收入占當地稅收收入已超過兩成，在更高稅收基數之上，地方政府又制訂了新的稅收增長目標，為了達標，該地只能繼續收更多的預征稅。

　　廣州記賬報稅公司了解到這么一個案例：安徽某市房地產企業的一位張姓老總表示，當地稅務機關存在預征企業所得稅情況，一般提前預征了6個月。

　　安徽某市一家銀行地方部財務總監則稱，一直以來，該行都是被預征所得稅，有時按月，有時按季度，最后到年終還要清算的，“但往往多收的，也不會退還”。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在安徽等地調研時，一些企業反映，基層稅務機關存在預繳稅不規范等問題。

　　長三角某省一位市級稅務部門中層干部表示，基層“預征稅”的違法現象肯定是存在的。“有關系的，能跟主要領導打招呼的，就少收點。現在雖然有規定不準預征稅，但地方執行上基本都會收。”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靳東升表示，上述案例中前一種行為涉及的“預征稅”，指的是提前征收接下來一年或幾年的稅收，由于透支了企業的未來收益，近年來已被國家稅務總局多次明確禁止;后一種行為則涉嫌違反相關稅法。國家稅務總局《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管理辦法》規定：“預繳稅款超過應納稅款的，主管稅務機關應及時按有關規定辦理退稅，或者經納稅人同意后抵繳其下一年度應繳企業所得稅稅款。”但是，依法進行“企業所得稅預繳”是被允許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規定：“企業所得稅分月或者分季預繳，由稅務機關具體核定。”

　　預繳稅違規亂象的背后是多地稅收增速大幅下滑。據《經濟參考報》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2013年1月10日，已有至少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披露了2012年全年國稅或地稅的稅收數據，其中內蒙古、寧夏的2012年稅收增幅較2011年的下滑幅度超過20個百分點，遼寧、山東、安徽的下滑幅度超過10個百分點。

　　數據顯示，遼寧省2012年的全口徑地稅收入完成2251億元，增長17%;而2011年的全口徑地稅收入完成1924億元，同比增長31.4%。這意味著，遼寧省2012年的稅收年增速較2011年的下滑幅度，超過14個百分點。山東全省國稅收入(包含海關代征稅收)2012年的年增速較2011年的下滑幅度，超過13個百分點。安徽全省國稅收入(不含海關代征稅收)2012年的年增速較2011年的下滑幅度，超過16個百分點。更值得注意的是，內蒙古全區地稅系統稅收總收入2012年的年增速較2011年的下滑幅度，多達20個百分點以上。寧夏全區地稅系統組織稅收收入2012年的年增速較2011年的下滑幅度，超過23個百分點。此外，河南、山西的下滑幅度則接近10個百分點。

　　更值得注意的是，內蒙古全區地稅系統稅收總收入2012年的年增速較2011年的下滑幅度，多達20個百分點以上。寧夏全區地稅系統組織稅收收入2012年的年增速較2011年的下滑幅度，超過23個百分點。此外，河南、山西的下滑幅度則接近10個百分點。

　　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表示，西部內陸地區的稅收大幅下滑主要原因是上述地區的產業基礎比東部地區薄弱，主體稅種過于依賴于土地開發，隨著房地產行業景氣度下滑，地方稅收增速也受波及。

　　基層政府處境艱難。王雍君說，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巨量民生支出呈現剛性;另一方面是企業效益因經濟形勢下滑，地方稅收收入銳減，在他們看來，如果不想方設法“增收挖潛”，將幾近瀕臨癱瘓。

　　上述長三角稅務干部和另一位中部某省國稅部門負責稅收征管的干部表示，稅務機關處于兩難處境：本職工作是收稅，不收稅就得罪上級領導;一收稅又面臨企業日益增強的征管服務要求，一被投訴就遭到當地人大問責。有的市級或縣級政府在省級政府的“指導目標”之外，又對當地國稅部門層層加碼設置了“確保目標”“奮斗目標”，甚至將上述目標完成情況與稅務部門的經費保障、政風評議等掛鉤。

　　上述中部某省稅務干部透露，如果稅務部門“軟抵制”地方政府過于偏離經濟形勢的稅收指標，少數地方領導干部會帶紀檢監察和公檢法部門去給稅務部門或大企業“施壓”。

　　該人士舉例稱，某市的預征稅收入占當地稅收收入已超過兩成，在更高稅收基數之上，地方政府又制訂了新的稅收增長目標，為了達標，該地只能繼續收更多的預征稅，“結果是越收越窮，越窮越收，惡性循環”。

　　對此，靳東升表示，即便面臨諸多不利因素，地方政府也不能為滿足財政支出需要而采取種種不規范甚至不合法的稅收征管手段。“增收越困難，越要強調應收盡收、依法治稅”。

　　對于審計署多次點名的近年來部分地區“利用緩繳稅款、以虛假理由延期申報、提前征收、多預征稅款”等方式，王雍君說：“這是在制造新的問題，而不是原有解決問題。”他解釋稱，此舉一是延續了計劃經濟時代逐級下達稅收指標的行政手段，違反了“稅收法定”原則;二是“多征稅，多開支”的傳統模式導致部分企業可能因經不起超額稅負，采取行業收縮和退出決策;該模式雖在短期內刺激了經濟增長，卻是在“竭澤而漁”“殺雞取卵”，扭曲了國家“穩增長”的宏觀經濟決策。

　　財政系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擔憂：“如果這種運作機制不改革，填補征管漏洞的稅收征管法修法將面臨各地方的巨大阻力，即便舊的漏洞被填補，各地方也會在新的企業會計準則等方面找到新的稅收‘增長點’。”

　　王雍君呼吁，加快推進稅制改革，在“省—市—縣—鄉”更合理地配置財政資源，改變“國庫資金閑置”和“貧困縣運行不保”的不均局面。上述財政系統專家則認為，要以房地產稅改革試點、資源稅擴圍為契機，充實地方主體稅種，構建地方稅體系，實現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靳東升表示，應該完善現行財政轉移支付體系，減少不規范的專項轉移支付，將發改、農業、水利、教育、衛生等部門“自己拍板”“專款專用”的專項轉移支付，最終統一到財政部門致力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一般性轉移支付體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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