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廣州記賬公司分析多重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下的“營改增）

　　【導讀】以“營改增”為主要抓手，著眼于“擴圍”與“降率”同時并舉，把有關結構性減稅的安排一一落到實處，是目前可以勾畫出的一幅事關宏觀經濟政策布局的基本圖景。

　　廣州記賬公司了解到，中國人民大學以《多重目標下宏觀經濟政策的定位與選擇》為題，推出了2012年第三季度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報告。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主題。“多重目標”非“單一目標”，并且，受困于“多重目標”的牽制，從而不得不在多重目標之間徘徊，可能是對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抉擇狀況的恰當概括。

　　的確，在經歷了為期幾年的擴張性宏觀調控操作之后，面對復雜而嚴峻的經濟形勢，今天的宏觀經濟政策抉擇正在遭遇至少來自兩個層面的困難：其一，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作用下，對照2008年和2009年，擴張性經濟政策的藥效已經減弱。這意味著，即便我們再操用類如2008年和2009年那樣的大規模、超劑量的經濟擴張措施，其所能產生的作用也不會達到當年的程度。其二，在擴張性經濟政策自身規律的作用下，對照2008年和2009年，“粗放型”擴張對于經濟結構和物價水平的負作用已經顯現。這意味著，倘若我們再操用類如2008年和2009年那樣的大規模、超劑量的經濟擴張措施，其所可能帶來的負作用不僅會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大于當年的程度。

　　正是在如此的因素制約之下，當下的宏觀調控，必須同時鎖定穩增長、調結構和控物價三個目標，并在三者之間百般周旋，左右逢源。這就好似一場“拔河”比賽，哪一方的需求(形勢嚴峻程度)來的大了，政策便會向哪一方傾斜。

　　頗有戲劇性的是，廣州記賬公司認為在當前的中國，每當提及啟用財政擴張措施、再度增加公共投資支出規模時，總會有人發出不同聲音。每當提及啟用貨幣擴張措施、再度實施天量貨幣驅動時，也總會有人發出不同聲音。然而，一旦提及實施減稅，不論是操用結構性減稅的概念，還是采用全面性減稅的說法，人們的意見便變得出奇地一致。不僅可獲得普遍的認同，而且，還會伴之有諸如“加快推進”、“加大力度”等方面的一片“促進”之聲。

　　看起來，在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抉擇中，減稅確實是最能贏得國人共識的一個宏觀調控舉措。在某種意義上，結構性減稅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主線索或主戰場，關系到此輪宏觀調控的成敗。

　　對于結構性減稅，我們抱有種種期待。不過，在當前間接稅高居70%以上份額、企業繳納的稅高居90%以上份額的中國稅收收入格局現狀下，即便僅僅出于均衡稅收收入體系的考慮，減少間接稅、減少來自企業繳納的稅，無疑是推進結構性減稅的重點。

　　進一步說，在現行稅制體系中，屬于間接稅、且主要由企業繳納的稅，主要是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在其中，鑒于營業稅的前途已經鎖定為改征增值稅，至遲在“十二五”結束，它就要納入增值稅體系之中。鑒于消費稅的基本征稅對象是奢侈品和與能源、資源消耗有關的商品，對于消費稅的任何減少，都要牽涉到國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節能減排政策安排，不能不格外謹慎。又鑒于增值稅塊頭兒最大，系當前中國的第一大稅種，在全部稅收收入中占據41%的份額，它的任何變動，哪怕是輕微的變動，都會極大地影響到稅收收入全局。故而，相比之下，減少增值稅，或者說，以減少增值稅為主，顯然是此輪實施結構性減稅的幾乎唯一的選擇。

　　令人不無欣慰的是，伴隨著實施結構性減稅且以減少增值稅為主的宏觀經濟政策基調的確立，自今年起在上海試行的“營改增”方案，不僅本身就是一項旨在較大規模減稅的改革，而且，在進入9月份之后，其試點的范圍也開始呈擴大之勢，近期擴展至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廣東和廈門、深圳10個省市，進而推廣至全國，已在決策層的戰略規劃之內。可以肯定地講，迄今為止，“營改增”是一項既已得到包括決策層、企業圈以及社會各界的高度認同，而且，已經大致鋪就了前行之路的涉及規模最大、影響范圍最廣的結構性減稅舉措。扭住“營改增”不撒手，是我們可以依循的把結構性減稅落到實處的基本路徑。

　　接踵而來的問題是，在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亟待以結構性減稅為主線索的宏觀經濟政策出手相援的背景下，我們還能做些什么?

　　“營改增”是一項旨在減稅的改革。基于上海的測算已經表明，在上海的地域內，其所能涉及的減稅規模，大約在100億元上下。來自國家稅務總局的測算也表明，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營改增”所涉及的減稅規模，可達1000億元以上。所以，它的實施范圍越廣，減稅的規模效應就越大。所以，抓住當前的有利契機，加快推進“營改增”的試點范圍，甚至在全國一次推開，是非常必要的。此其一。

　　“營改增”應當也必須伴之以“降率”。在“營改增”之后，倘若其他稅種不作相應調整，增值稅在全部稅收收入的占比就會一下子躍升至55%以上。這既不利于防范財政收入風險，更不利于稅收收入體系的均衡布局。所以，一方面，鑒于“擴圍不增(份)額”是應當盡可能爭取實現的目標，另一方面，也鑒于進一步加大“營改增”減稅規模效應的考慮，很有必要在實施“營改增”并擴大其試點范圍的同時，啟動降低增值稅稅率的改革。以目前的增值稅標準稅率水平計，每降低一個百分點，可收獲減稅2000億元的規模效應。再加上附屬于增值稅之上的教育費附加、城建稅和地方教育費附加由此而帶來的減稅，其減稅總規模可望達到2500億元上下。此其二。

　　這即是說，在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抉擇異常艱難的情況下，作為推進結構性減稅主要舉措的“營改增”，其意義不可小視。以“營改增”為主要抓手，著眼于“擴圍”與“降率”同時并舉，把有關結構性減稅的安排一一落到實處，是目前可以勾畫出的一幅事關宏觀經濟政策布局的基本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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